9月24日，由云南省史學會與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共同舉辦的第八期“西南學探索工作坊”圓滿結束。本期工作坊由“專家講座”與“專題報告”兩個部分組成。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云南大學、云南師范大學、廣西師范大學、云南民族大學、貴州大學、凱里學院、大理大學、玉溪師范學院等高校的3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這期工作坊。

專家講座：明代西南的白銀生產及相關問題

專家講座由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潘先林教授主持，復旦大學楊煜達教授主講。楊煜達教授長期從事歷史氣候與環境變化、邊疆史地的研究，重視多學科的交叉合作，重視在田野中發現新的學術問題，成果豐碩。本次講座“明代西南的白銀生產及相關問題”，即為楊煜達教授多年來積累的新的研究成果。校內外累計460余人收聽了這次講座，并與楊煜達教授進行了學術交流。

（講座現場截圖）

講座伊始，楊煜達教授介紹了這次講座分5個部分展開。第一部分為研究的緣起，第二部分為產量的復原方法，第三部分為明代云南銀礦的分布與變遷，第四部分為典型個案分析，最后進行比較與分析。研究緣起部分，楊煜達教授介紹到學界對前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長期存在著較大的分歧。最重要的分歧，來自所謂的“停滯論”與“發展論”。爭論的核心之一，是前近代中國商品生產和市場化的程度問題。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則是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驅動機制問題。而這兩個關鍵的問題，都涉及到了明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明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毫無疑問，必須涉及貨幣供應的問題。楊煜達教授指出明清時期，中國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實體，其市場的發展，催生了對銀、銅等貴金屬貨幣的巨大需求，吸引了大量的國外白銀，促使了當時世界市場體系的形成。而很多研究認為，中國由于自產白銀不足，因此，是“海外白銀拯救了中國市場?！钡?，檢視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歷史，卻發現白銀貨幣化的完成，實際上早于日本和美洲白銀大量進入的時間。因此，重新審視明代中國白銀的生產，并進一步討論其在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很有必要，而云南及周邊地區是明清時期中國最重要的白銀產區，更有深入探討的必要。

楊煜達教授在介紹產量的復原方法即新的研究路徑時說到，為了更可靠的對這一時期該區域的白銀產量進行復原，需要尋求更合適的方法來開展研究。于是楊煜達教授等人發展出一套比較系統的根據田野調查結合文獻判定礦廠生產規模的方法。首先全面收集史料，對有線索的礦區進行實地的考察，再對研究區域內的有文獻記載的銀礦規模進行評估，區分不同等級。然后選擇現存的爐渣資料比較完備的礦山，利用技術史的方法，建構物料平衡模式來反演具體礦山的白銀產量，再利用歷史文獻以及地礦勘察資料對這種反演進行修正，最后利用重建礦山的產量，來綜合評估整個研究區域的白銀產量。

緊接著楊煜達教授介紹了明代西南銀礦的分布與變遷。在15世紀中葉后，全國銀礦的生產中心已從浙江、福建轉移到了云南。而具體生產的銀礦，有多少，分布在什么具體的位置，有什么樣的變遷，這些問題，學者并未探討。楊煜達教授指出，根據歷史文獻及實地調查，明代云南銀礦，他們共找到了將近70個，但不全在明代云南范圍內。由于明代云南的范圍和今天有很大差別，故采用西南一詞來概括這一區域，更為恰當。他詳細介紹了西南這一區域內的礦廠情況，還注意到明代銀礦業的時空演變存在著鮮明的特征。而對于這種時空演變的動因，還需進一步分析。

楊煜達教授還以個案為例，闡述了募乃廠、礦山廠、黃礦廠的基本位置、規模、史料記載、廠量（廠量還是產量？）、以及礦廠發展歷程。最后他進行分析與比較，根據史料和田野調查的資料，對已知明代的70多個銀廠中的大約33個銀廠做了分級，指出明代貨幣供應的不足，是相對整個貨幣投入量和市場交換的需求量相對而言的，是一種相對的短缺，也正是這種短缺，促使了明代西南地區大規模的銀礦開發。正是因為西南地區白銀持續大量的供應，基本保證了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加強了全國區域間的經濟聯系。16世紀中葉之后的海外白銀進入，也促成了世界市場的形成。

在提問與互動階段，著名的經濟史學者王文成教授與楊煜達教授進行了交流。他指出楊煜達教授開辟了新的路徑，其研究方法具有很強的技術性，解決了明中葉以前白銀來源問題，我們還可以思考白銀、經濟、邊疆問題如何作為一個新視野融入到西南學的探索之中。本場講座其他老師和同學，如青年學者江西財經大學邱永志等也與楊煜達教授進行了熱烈的交流與探討，大家各抒己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最后，潘先林教授進行總結。他認為該講座內容是楊煜達教授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絕不僅僅是一個學術講座，指出楊煜達教授在研究中十分重視跨學科的交流和思考，將自己的多學科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落實在田野調查之中，體現出他將理論與田野調查相結合的嚴謹科研水平，他研究的西南不僅是西南的西南，而是世界的西南，他的研究重視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問題。楊煜達教授不僅告訴我們研究結果，還“金針度人”，將自己的研究方法毫無保留的分享給大家。

專題報告：民間信仰與明清時期西南社會

報告分為上下兩場，上半場專題報告由中山大學黃瑜副研究員、云南大學覃延佳副教授、云南大學王春橋副教授進行匯報，中國社會科學院呂文利研究員、云南大學羅群教授任指導專家，凱里學院吳才茂、云南大學高健、中山大學杜樹海、復旦大學巫能昌、云南大學田宓、廈門大學劉婷玉擔任評議人，云南大學董雁偉副教授為主持人。

中山大學黃瑜副研究員以《都柳江“三王”神誕儀式的文本實踐與再結構》為題，以明清以來都柳江流域“五百和里”侗寨的“三王”神誕儀式為切入點，揭示在地方民眾的禮儀實踐過程中，以禮生-歌師（戲師）為代表的儀式專家所扮演的文化“中介”角色，如何在村寨民眾日常生活的儀式情境中，將王朝禮法制度中的禮儀文本轉化為地方信仰儀式中架構的實踐，在文字與口傳體系中相互“轉譯”，這其中涉及到禮（樂）、歌（吟誦）、舞（戲曲）等諸多物質與身體活動的互動與展演，并且呈現了村寨社會的人際關系和階序格局，從而再造和整合了多層次的政治訴求及不同面向的文化表達。凱里學院吳才茂教授與云南大學高健副教授作為評議人，認為在西南的地域文化中，文字所承載的儀式傳統與無文字的口述傳統之間的“連接”與“互構”，將多元化的禮儀觀念進入鄉民文化傳統。

云南大學覃延佳副教授題為《自然與文化的連接：桂中師公儀式文本中的“花”神敘事與生命體系》的報告，透過師公儀式文本的解析，說明以“花”為核心的生命生成體系并非一種原生本土概念，而是一個多重禮儀體系疊合而成的，儀式的時間性、花婆誕的禮儀實踐、師公唱本的展演與詮釋等均共同織造了一種基于一定禮儀結構的跨物種連接體系。中山大學杜樹海教授認為報告將人的生命環跟花的連接建立了起來。同時對如何建立和認識社會和文化與自然聯系的問題還可以繼續延伸。復旦大學巫能昌副教授認為對廣西上林壯族人的生命環有整體的呈現，但重點不夠突出，花的每一個階段以及它在整個生命環里面的不同象征意義應當展開闡釋。

云南大學王春橋副教授作題為《“鄉里香火”與邊疆社會：清代以來瀾滄江流域猛土司信仰的生成路徑與泛眾化》的報告，討論了“三藩之亂”后，清朝為恢復在瀾滄江流域的社會統治秩序，表明正朔，開始順應地方社會傳統，主動創造、移植、挪用和杜撰明末被殺土司猛廷瑞的歷史敘事，立祠祭祀，納入與城隍同等的官方祀典，再造猛土司在官方祀典中的合法性。此后，歷經近300年，猛土司信仰由官祀向俗祀、民祀和巫祀轉變，成了瀾滄江流域的鄉里香火的過程及其背后的原因。云南大學田宓副教授和廈門大學劉婷玉副教授均認為在文獻資料上可作擴展，劉婷玉副教授認為該論文有突破以東南為基礎的神明標準化模式的可能，可以嘗試擺脫華南模式的路徑，因此，應更多地關注西南地方社會情境。

指導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呂文利研究員就明清時期民間信仰與西南社會的議題，提出要注重國家與地方的關系，關注單一視角與復雜事實的關系，提醒學者在研究某個民間宗教信仰時，要注意當地信仰與其他信仰間橫向的歷史互動，以及這個民間信仰與其他文化集團文化現象的橫向的歷史互動。云南大學羅群教授建議去探討儀式禮儀與文本主題之間的關系，非文字傳統與文字傳統之間互動的關系，關于儀式信仰的研究最終應當落腳到國家與地方、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上。

下半場專題報告由四川大學孫瑞雪副研究員、凱里學院蒲濤副教授進行匯報，云南民族大學尹建東教授、廣西師范大學陳國保教授任指導專家，北京大學和智、云南師范大學王浩禹、四川大學姚勇、大理大學馬禎擔任評議人，云南大學劉靈坪副教授主持。

四川大學孫瑞雪副研究員以《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越南的關帝經籍》為題，報告通過對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越南關帝祠廟的地理分布和關帝經籍在民間的刊印情況的考察，探討了關帝信仰在越南傳播的特點，及其對近代越南民眾生活的影響。和智老師認為在學術史和內容提要等方面需要補充。云南師范大學王浩禹博士認為目前的報告可進一步擴展，中文史料和法國人的史料引用不足，并建議對關帝信仰與當地本土信仰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

凱里學院蒲濤副教授作題為《文字與信仰：基于“胡托苗文”創制與苗文基督教譯本使用的探討》的報告。報告以“胡托苗文”創制與黑苗基督教譯本的使用為切入點，以黔東南黑苗基督教群體為個案，考察了文字在基督教信仰傳播過程中的作用，文字及其文本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對基督徒身份建構的作用，以及文字創制與使用對基督教進一步傳播發展的限制性因素。四川大學姚勇副教授從文字與宗教的關系、信仰群體、具體的社會文化等方面提出建議。大理大學馬禎老師認為對改宗應當進行深入挖掘和更多地討論文字作為信息媒介所創造的交流體系及其對群體帶來的影響。

指導專家云南民族大學尹建東教授認為，除了文獻本身它所表達的內容之外，還需要關注文本的形成背景、文本傳播的地域范圍以及文本表述的時代性。廣西師范大學陳國保教授建議可繼續深化對文本的考察，對文本進行深層次研究，發掘文本背后的涵義，并提出要關注所研究的宗教或民間信仰與當地固有的信仰秩序的關系。

專題報告后，圍繞“多學科視野下的西南研究”進行了圓桌討論。大理大學羅勇、許沃倫、中央民族大學嚴賽、貴州大學白玉軍、玉溪師范學院彭建、云南大學婁貴品、劉靈坪、周妮、劉彥、溫拓、秦光永等11位老師作為與談人，分別從各自的研究方向出發，就關于多學科視野下的西南研究展開討論，認為在跨學科研究的大趨勢下，不同學科的研究模式之間互動日益增多，西南研究需要多學科視野，西南學的研究路徑應在原有傳統的基礎上，與時俱進，有所突破。需要思考如何去進行跨學科研究，如何去討論國家與地方的關系，如何站在全球史觀看西南，這些觀點和方法，都具有深遠意義。

圓桌討論后，云南省史學會會長、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院長羅群教授作了總結性發言。羅群教授回顧了云南大學西南學探索工作坊創建的初衷和過程，對本次工作坊進行了精彩的總結和評價。羅群教授認為西南學探索工作坊辦到第八期，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現已成為云南省史學會和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的一個學術品牌，我們將一如既往的辦好它，并指出西南學應是一個綜合性的、多學科的研究，為了把西南區域研究推向更深入的階段，需要將其置于更廣闊的空間來展開對話，西南研究應努力在多學科視角下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

（陳曉藝、楊若藝整理）